追求什么樣的發展目標， 實現什么樣的區域發展均衡， 有著十分鮮明的價值取向。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基本形成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為此， 在生態環境已成為影響經濟全局發展的背景下， 掙脫傳統區域合作觀念的束縛，從生態環境惡化的產生與發展關聯的角度賦予區域合作新的內涵， 注重在區域合作的過程中建立有效的區域生態補償機制， 促進區域經濟、 資源、 環境協調發展， 將為進一步完善區域生態環境保護體系提供新的理論支持。

　　當今世界正處在巨大變革時期， 重要表現為 “三重轉變”人類文明形式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 世界經濟形式由資源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變， 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由非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的轉變， 稱之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 “三重轉變” 。 這是 21 世紀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與時代潮流。人類文明形式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即其中之一。西方的工業文明自產生伊始就因其存在弊端而廣受批評， 啟蒙思想家盧梭曾對工業社會人的道德理性日漸喪失、 人與自然和諧關系日趨弱化發出警告， 馬克思恩格斯更是就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所導致的人與人、 人與自然的異化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刻的反思。 20 世紀中葉以來， 全球環境污染加劇， 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尋求新的發展模式， 生態文明漸入人們的視野。 生態文明是指人類的主流價值取向和社會實踐已能自覺地把自然生態的正效應和負效應納入一切社會經濟活動之內， 是社會文明在自然環境中的擴展， 是一種比工業文明更高層級的文明形態。 生態文明強調從維護社會、 經濟、 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出發， 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價值和秩序， 重視資源和生態有限的支撐力， 重視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相互協調、 共同發展， 本質是通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從而實現社會、 經濟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

　　一、 綠色視野中的區域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 經歷了一個長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否定的過程。發展學初始于 18 世紀自然科學中的生物胚胎學。20 世紀中葉， 康德拉季耶夫、 雷諾茲、 熊彼特等在原有發展學的基礎上提出經濟發展長波循環論， 發展學得到進一步豐富與完善。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 歐洲一些發達國家首先提出了 “可持續發展” 這個名詞， 并且賦予它多種定義， 其中有的定義包含了旨在限制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容。 1988年春， 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理事會全體委員會的磋商會議期間，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圍繞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最終在 1989 年 5 月舉行的第 15 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理事會期間達成一致， 并通過 《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聲明》 ， 根據 《聲明》 ， 可持續發展是一種 “既滿足當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能力的發展” ， “……還意味著維護、 合理使用并提高自然資源基礎， 這種基礎支撐著生態抗壓力及經濟增長。”

　　傳統的發展觀源于工業革命， 它以工業化及由此產生的工業文明作為現代化是否實現的唯一標志， 把國民生產總值、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發展的唯一指標， 基本不考慮生態和環境問題。這種片面追求 GDP 快速增長的發展模式， 使人類付出了慘痛的環境與資源代價， 導致人口、 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尖銳。在經歷了工業化道路的洗禮之后， 發達國家都開始對過去選擇的發展模式進行深刻反思， 開始由單純強調經濟的增長轉向尋求經濟、 社會、 環境和人的全面發展， 倡導發展的協調性、 綜合性和持續性。 可持續發展觀已成為人類步入后工業時代的必然選擇。 即便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 可持續發展觀也同樣受到普遍關注和高度重視。1992年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方針， 制定并通過了 《21 世紀行動議程》 和 《里約宣言》 ， 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全球的基本發展戰略和行動指南。

　　與傳統發展觀相比較， 可持續發展觀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 在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 可持續發展觀把人看作是自然界一部分， 強調人雖是萬物之靈， 但必須與自然界保持協調。 這種協調， 不是簡單地要求人去適應自然， 而是要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保護自然， 重新培植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可持續發展觀認為人類社會是自然、 經濟、 社會的復合體， 重視人口、 經濟、 社會、 資源和生態環境等要素之間的相互協調、 共同發展， 主張通過理性化的行為和規范協調經濟發展、 社會進步和生態平衡之間的相互關系， 實現經濟、 社會與自然的良性循環。

　　第二， 不以 GDP 的增長為唯一的奮斗目標， 認為絕大多數人能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多層次多方面需要的滿足才是最重要的， 即發展以人為中心。 同時， 它強調社會經濟的發展的可持續性， 都要注意代際平等和代內平等， 即當前的決策不應對保持和改善將來生活水平的前景造成危害。因而， 在滿足當前需求的同時， 必須對經濟發展有所限制， 絕不能以剝奪或破壞后代人本應合理享有的同等權利為代價。

　　第三， 可持續發展觀是公正的發展觀， 致力于改變當前區域間、 國家間不公正的發展現狀， 實現資源利用分配以及環境保護費用分配之間的公平公正。 目前， 這種貧富懸殊、 兩極分化的世界是不可持續的， 富國不能利用經濟上的先發優勢無限制地濫用資源以實現自身經濟的快速發展， 而把因環境遭受破壞引發的惡果留給他人品嘗。聯大 44/ 228 號決議中明確指出： “全球環境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 是不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 特別是發達國家的這種生產方式、 消費方式。” 并指出發達國家應對全球環境惡化負主要責任。

　　無論是發達國家， 還是發展中國家， 為了建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必須具有強烈的地球責任感， 轉變根深蒂固的唯物質價值觀， 樹立人類社會整體觀， 切實注重從經濟發展的質量上尋求突破， 全面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人類生活品質， 保護和改善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是一種高層次發展， 是一種嶄新的生態文明觀。

　　二、 綠色視野中的城市化進程

城市經歷了從無到有、 從簡單到復雜、 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歷程。早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 城市便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兩河流域。這一切有賴于工具的革新、 技術的發明以及農業的發展為城市的誕生奠定的堅實的物質基礎。 自誕生之日起， 城市文明便把村落文明遠遠地拋在了身后。馬克思曾說：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 生產工具、 資本、 享樂和需求的集中； 而在鄉村里所看到的卻完全是相反的情況： 孤立和分散”，“城市的建造是一大進步。”

　　尤其在當代， 城市更是人類活動的中心舞臺。現代城市完善的基礎設施， 強大的經濟活力和能量， 發達的工商金融事業， 便利的交通， 繁榮的科學、 技術、 教育及藝術事業， 豐富方便的物質生活條件， 周到而齊全的服務功能， 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等， 都對周圍地區乃至整個國家及世界各地產生了越來越強大的吸引力。

　　然而， 最先進的生產力首先在城市中萌芽， 最野蠻、 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最先在城市中暴露  。工業革命造就了工業文明， 也造就了工業型城市的建立和發展。 然而， 工業文明與城市的發展存在先天性的沖突。一方面， 工業革命把人類迅速帶入以大機器作業時代， 城市沖破了農業社會的限制， 人口急劇增長， 商品經濟迅猛發展， 在礦產資源豐富、 水路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了一批新興的工業城市， 如曼徹斯特、 伯明翰、 紐約等， 經濟建設成了城市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 與城市化步伐加快相對應的是古老農村文化的日漸式微， 傳統的男耕女織的農業生產方式逐步被現代化的機械工業生產方式取代， 飽含詩情畫意的 “小橋流水人家” 的村莊逐步為繁雜的車水馬龍的城市淹沒。城市化是一把雙刃劍， 它為人類帶來了許多益處， 如更高的收入、 更好的醫療衛生條件、 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平等， 但是它也帶來了許多問題， 如空氣污染、 人口膨脹、 交通擁擠、 住房緊張等一系列的城市病。

　　當今世界， 工業化、 后工業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核心城市向無邊界、 無中心的城市集群演變， 而城市大規模工業生產造成的污染也悄然跨入周邊鄉村的時空， 引發地球生態系統的惡性循環， 如何重新認識并確立人與自然的關系成為一道世界性的難題。 從認為人類在自然界中占絕對支配地位的 “支配論” 到蓬勃興起的 “綠色運動” ， 人類正在為解答難題做出有益的嘗試。綠色運動的萌芽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30 年代， 美國建筑師兼發明家 B. 富勒主張將人類發展目標、需求與全球資源、 科技結合起來考慮， 提出用有限的物質資源進行最充分、 最合宜的設計利用和 “少費而多用” 的循環利用原則 [ 3] 。 1962 年， 美國生物學家切爾 · 卡爾森出版了新著 《寂寞的春天》 ， 第一次在書中披露了生態環境遭受破壞后可能出現的可怕前景， 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成為綠色運動的啟蒙之作。 經過 20 世紀后期的發展， 綠色運動滲透到城市發展的各個領域， 如綠色 GDP、 綠色規劃、 綠色建筑、 綠色交通、 綠色能源、 綠色消費等等， 綠色意識已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

　　1999 年， 美國人霍肯在其新書 《自然資本論： 關于下一次工業革命》 中， 第一次提出自然資本的概念， 并指出， 未來城市經濟的發展必然將自然資源視為資本， 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進行自然資本結算。被人們盛贊為 “下一次工業革命的圣經” 。綠色與城市發展， 在過去看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文明悖論， 相信能在 “下一次工業革命” 的洗禮中得到完滿的解決。

　　三、 綠色視野中的區域合作區

域經濟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戰略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千帆競發、 百舸爭流的態勢， 但受區位地緣、 歷史基礎和社會人文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地區之間發展的差距正日益拉大。東中西經濟發展的大致脈絡是，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形成的發展空間比例失調、 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的問題始終困擾我國經濟的協調發展， 具體可以歸納為三類病灶 ： 西部地區重點表現為“欠發達” ； 東北三省體制和結構的雙重矛盾表現尤為突出； 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總量雖然快速增加， 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對不足， 資源和環境難堪重負； 中部地區則兼有上述雜癥。

　　三大經濟地帶不僅是在經濟上存在很大差距， 在自然資源的種類、 數量也是千差萬別。因此， 利用中西部自然資源打牢東部經濟發展的能源與原料基礎的同時使中西部自身經濟得以發展， 即區域合作是縮小地域之間經濟發展差距的唯一途徑。

 　　傳統意義上的區域合作就是為了實現不同利益主體的優勢互補以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 不同地區間各利益主體以一定的資源要素作為合作基礎， 實 施合作行為， 形成共同一致的經濟行動和行為目標 。區域合作是現代區域經濟發展的普遍現象， 打破了過去以行政區域配置資源和規劃經濟發展的模式， 按照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 為跨省區交流與合作搭建了一個平臺， 通過優勢互補、 優勢共享、 優勢疊加， 把分散的經濟活力激發出來， 形成一種合作生產力， 促進各區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而在生態環境已成為影響經濟全局發展的背景下，掙脫傳統區域合作觀念的束縛， 從生態環境惡化的產生與發展關聯的角度賦予區域合作新的內涵， 注重在區域合作的過程中建立有效的區域生態補償機制， 促進區域經濟、 資源、 環境協調發展， 將為進一步完善區域生態環境保護體系提供新的理論支持。